伯乐配资平台国金宏观：2028“AI末日论”的历史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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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雪涛宏观笔记

　　2028年AI末日预言是场完美的头脑风暴，但现实经济是个超级混沌系统。历史反复证明，当逻辑推导出的远景过于极端时，预言者往往低估了人类看似低效、实则极具韧性的自适应能力。

　　文：国金宏观宋雪涛

　　在每个历史节点，都不乏名家对未来的豪迈期待：1930年凯恩斯的《我们孙辈经济的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1932年罗素的《闲暇颂》（In Praise of Idleness），1987年索罗的《生产力悖论》（We‘d Better Watch Out），以及2013年格雷伯的《胡扯工作》（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Theory）这些在人类智慧殿堂顶层的社科学家都证明了一点：在重大技术变革面前，人类对于未来社会发展路径往往知之甚少。

　　2026年是理解AI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关键年份，在“向前看”过程中，需要在逻辑底层上嵌套更多主观判断，这也是“2028年AI废土世界文学”如此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够果敢，但有些“非黑即白”。

　　然而，我们惊讶于这个“半开放”思想实验所引发出的悲观情绪正广泛蔓延。本篇报告主要结合以上提到的四位社会学家的“历史展望”，站在广义的社会科学的角度，来重新思考2028年AI末日预言。

　　诚然，我们或许正在经历21世纪的“卢德谬误（Luddite Fallacy）时刻”，但至少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展望，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对AI时代过于悲观，即不能低估了人类看似低效、实则极具韧性的自适应能力。

　　一、约翰·凯恩斯——《我们孙辈经济的可能性》：永无止境的人类欲望

　　从本质上讲，凯恩斯于1930年发表的《我们孙辈经济的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与AI末日预言都倡导一种“技术决定论”。

　　1930年的凯恩斯基于复利和技术进步得出结论——到2030年，生活水平将增长4-8倍，人类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这与Citrini的AI末日论极为相似，即AI将接管大部分工作，导致大规模失业（和潜在经济危机）。

　　可这种技术决定论大幅低估了人类欲望的膨胀水平。当基本需求满足后，人类会创造出更新、更昂贵、也更“浪费”的需求。AI虽然消灭了“旧活”，但人类的欲望会瞬间填补空白，创造出成千上万我们现在甚至无法命名的“新活”——破坏可能冲击很大，但创造的速率与规模永无止境。

　　AI末日论的观点呼应了凯恩斯在文中最有名的一段话：“当经济问题解决后，人类将面临自诞生以来最真实的、亦是永恒的问题：如何利用他的闲暇？”（Thu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creation man will be faced with his real， his permanent problem-how to use his freedom from pressing economic cares， how to occupy the leisure…）

　　然而需要正视的是，百年过去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普遍像伯兰特·罗素那样认识到闲暇的意义，也并没有拥有更多闲暇，反而通过“大卫·格雷伯式的胡扯工作”和“约翰·凯恩斯式的消费升级”成功让自己继续忙碌。某些劳动者甚至是“每天”，而非“每周”工作15个小时——这一切是建立在生产力已然大幅提升背景之上。

　　换言之，我们并没有形成更多创造的“客观能力”，反而在为了下一个里程碑目标而投入更多。基于此，2028年AI末日预言本质上是认为人类会突然停止折腾，坐以待毙从而（被动）尽享闲暇，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学逻辑。

　　引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作为回应：“自由”和“公平”不是经济发展的奢侈品，而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与最终目的——如果AI以先破坏的方式剥夺了人类的“经济条件”与“社会机会”，这种发展很难平顺延续。

　　二、伯兰特·罗素——《闲暇颂》：闲暇是“文明资产”而非“政治负债”

　　《闲暇颂》（In Praise of Idleness）则更像是2028年AI末日预言的鼻祖，只是论调相对温和。直白地说，Citrini描述了如果在“AI时代”不听罗素的话会发生什么；但事实是，在过去数十年间，世界从未按照《闲暇颂》的预设前进，与此同时人类生活水平依然经历了质的飞跃。

　　罗素与 Citrini Research的共同基础是：技术进步大幅降低了维持生存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

　　《闲暇颂》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一个工厂通过发明新技术，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罗素认为应该所有人降薪一半，进而每人每天只用工作4小时。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普遍应对是解雇一半工人，或者让他们继续工作8小时导致产能过剩，引发金融波动与失业。

　　现实世界决策背后本质是人类被过时的“工作即美德（work is virtuous）”的道德枷锁束缚，导致一半人过度劳累，另一半人失业挨饿。但AI末日论过于担忧在当前分配体制下，失去工作的人并没有获得“闲暇”，而是失去了“购买力”——闲暇即“政治负债”，被动失业产生的社会坏账需要以类AI税为收入加以应对。

　　然而，闲暇是“文明资产”而非“政治负债”，科技进步可以将人类从琐碎的体力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闲暇将转化为创造力、科学和艺术。

　　人类社会是一个“熵增”系统，社会也并非一个可以被程序化管理的机器——面对“AI末日论”头脑风暴中10%的失业率，政治体系不会坐视坍缩，而是会通过财政扩张或缩短法定工时（如4天工作制）来对冲，这种自发调节被末日论所忽略。

　　进一步的，把劳动参与率下降与制度混乱、需求萎缩划等号，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即存续”的思维。AI导致的生产力跃迁本身是中性的，如果已有的生产关系重构崩塌，并不完全是AI的错，而是“劳动的道德残余”（即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与现代生产力之间的脱节。

　　大家所恐惧的AI末日，本质上是无法想象一个非劳动对等的分配体系——将人类的意义和经济的稳健完全锚定在被雇佣（提供劳动力）这一单一维度。

　　当然，无论是《闲暇论》还是AI末日论都存在自身的问题：罗素太低估了竞争对人类进化的必要性，而Citrini太高估了技术对社会结构的瞬时穿透力——这些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韧性比想象中更加强大。

　　三、罗伯特·索罗——《索罗悖论》：生产关系具有惯性

　　《索罗悖论》（We‘d Better Watch Out）是被AI末日论所猛烈抨击的对象。正是因为《索罗悖论》的存在，让我们在“以史为鉴”时以为技术进步是温和的。末日论实质上是在警告，这种“不可见性”正持续积聚动能，一旦释放将带来巨大冲击。

　　但我们所处的现状是，在尚未看到生产力奇点时，就在部分的为某些商业模式的末日定价——这已经不再是护城河的问题，而是这条河的水源还是否存在。

　　AI末日论的逻辑核心是“AI替代速度极快，而社会适应速度极慢，从而导致断崖式的失业和通缩效应“。而索洛悖论以及过去三年的现实演绎告诉我们，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依然相对漫长，所谓的“末日”会被“时滞效应”所部分对冲。

　　AI对就业和生产关系的冲击远不如宏观因素影响和疫情来得显著。现实中，企业不仅是生产单元，更是复杂的利益博弈体。或许我们正在经历21世纪的“卢德谬误（Luddite Fallacy）时刻”，那既然当年纺纱工可以破坏纺织机来抵抗机器替代，我们也可合理推测，如果AI发展过于迅速也可能会遭受某些行业系统性的抵制。

　　我们一直强调历史可比性的下降，除了传统的投资斜率增速和占比外，还有AI角色的转变：从“辅助工具”变成“独立生产单元”；然而生产中的权责关系存在显著的行为惯性。尤其对于美国企业，在历史最高生产利润率的背景下，哪怕是“居安思危”，也很可能缺乏相当的转型紧迫性。

　　极端地讲，即使生产关系发生了转变，“人类参与度”本身又将变成一种稀缺资产和溢价来源。工业化制造了廉价纺织品，却催生了奢侈品和“匠人精神”的高额溢价。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信誉与服务”经济，人类劳动力将从“体力/算力”迁移到“情感/信任”领域——真诚的人类将变得更加“重要”，而非“不重要”。

　　四、大卫·格雷伯——《胡扯工作》：终结无意义的胡扯工作

　　《胡扯工作》（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Theory）则构成对AI末日论最直接的反驳：如果社会系统本身就在制造众多“无意义”来维持稳定，那么AI反而扮演了效率回归的触发器，而非社会结构坍缩的催化剂。

　　AI末日论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假设之上：所有工作都具备社会价值且不可或缺，因此失去工作等于失去价值锚点和分配权。

　　但格雷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和已有的技术进步反而被用来督促让全社会都更努力工作（而非减少工作时长），大量毫无意义的岗位被创造。这些工作对社会没有实际产出，存在的作用是分配购买力并消耗时间。它们即使明天全部消失，世界也不会变得更糟，甚至可能变好。如果 AI 替代了这些岗位，它并没有摧毁人类的“生产力”，它只是戳破了“行政膨胀”的泡沫。

　　这种“末日”其实是效率的回归，而不是文明的倒退。当然，在效率与公平的钟摆之间，需要一个强力大政府来维护基本的公平。

　　另一方面，AI的出现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由于技术原因而不得不重新分配”的契机，相较于此前人力资源禀赋（Endowment），AI技术所提供的时代起跑线“相对”公平。AI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逼迫社会从“以岗位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这条路的极端演绎便是全民基本收入计划（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

　　之所以认为AI会带来是“末日”，是因为我们缺乏新的价值锚定——AI并没有制造危机，它只是终结了大量的“胡扯工作”，击碎了“全员必须忙碌”（亦或是”工作即美德“）的集体认知。

　　简而言之，Citrini Research所写的2028年AI末日预言是场完美的头脑风暴，但现实经济是个超级混沌系统。

　　历史反复证明，当逻辑推导出的远景过于极端时，预言者往往低估了人类看似低效、实则极具韧性的自适应能力。只有真的能够大量释放闲暇（leisure），AI技术才有资格比肩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的社会贡献。

　　风险提示

　　AI相关技术能力发展速率超出预期；海外经济体政治倾向民粹化加剧，引发全球经济增长超预期放缓；AI技术引发物理突破，制造业生产成本明显降低，信用需求激增，带来新一轮生产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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